三个人坚守的光伏电站

曾国藩、郭嵩焘等对船山人格精神的诠释，一方面是对屈原、船山一脉精神气质内涵的挖掘与肯定，另一方面又是对这种精神气质内涵的学习与汲收。

李零则更进一步发问：你心中的《论语》是哪一部《论语》或什么样的《论语》？他认为，这书恐怕不是原始记录，撇开编辑过程不谈，《论语》的内容，它的构成要素，大约是形成于孔、孟之间的战国早期，大致年代范围在前479至前372年之间（《丧家狗》，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，28—29页）。不能乐，于礼素（《礼记·仲尼燕居》），不学诗，无以言（《泰伯》），女为《周南》《召南》矣乎？人而不为《周南》《召南》，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？（《阳货》）他把文列为四教之首位：子以四教：文，行，忠，信。

（《阳货》），对文学的美感作用、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做了全面论述。古《论》，惟博士孔安国为之训解，而世不传。中庸，就是既不是不及，也不是过，而是恰到好处，折中矛盾，反对极端，是中正、平和，是允执其中，表现在文学艺术上，就是一种中庸之美、中和之美，当然也是一种克制之美。这种关怀和主张，与孔子的时代并不协调，但却超越了他的时代。（《八佾》）孔子也强调中和之美、中庸之道，中庸之为德也，其至矣乎。

他还提出思无邪，确立了儒家评诗的标准。齐《论语》二十二篇，多出《问王》《知道》两篇。孟子继承了富庶教的理念，并提出恒产恒心说。

教化也因此是属人的、在世的，而非属天/神的、宗教的。在他看来，人民不只是国家治理的客体，而是和君诸侯等并存且深度互动的政治主体。在孟子的思想中，民本不仅体现为人民是政治合法性的来源、政治的互动主体，更体现为政治在于行教化，民就是政治的目的。殷周朝代更迭，周人关于前代灭亡的反思总结中孕育出了敬天保民的观念，成为孟子民本思想的历史渊源。

对于人民大众而言，如果不能先满足其物质生活条件，而强求道德教化，是不现实的。作为有选择的主体，人民的归之去之实际上代表了天下的得与失。

诚如是也，民归之，由水之就下。齐宣王向孟子询问王道，孟子回答说：天下之欲疾其君者，皆欲赴愬于王，其若是，谁能御之？孟子认为，君王要平治天下，依靠强权暴力是行不通的。君之视臣如犬马，则臣视君如国人。从历史的角度看，孟子的观点来自周人对导致殷商灭亡因素的总结。

孔子也说：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？盖因自身出于民人之同类，故而必须承担起义务，宣扬王道政教、平治天下。国家通过良好的政治治理，首先实现人民的安定和富足，然后推行伦理道义的教育和民风民俗的转化。权力结构作为政治形式，应当承担道义至上的价值理念，国家的实质是一个伦理共同体，其核心是保民而王。在孟子看来，所谓的圣人、贤人，其实本质上亦是民，只不过是其中出类拔萃的那一部分。

细究之下，我们可以发现，民本思想在孟子哲学体系中包含着三个面向：终极性面向、主体性面向与教化面向。《论语·子路》：子适卫，冉有仆。

故孟子言仁义而不言利，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，此圣贤之心也。孟子的民本思想除了终极性的一面，还包含具体政治实操中主体性的一面。

但究其根本而言，他强调要以王道仁政推行教化启蒙，弥合这种差异和分化。民在哲学的层面上达于天，又能以去就的不同方式发挥自身的主体性力量，在理论和现实的双重意义上处于根本性地位。惟曰其助上帝，宠之四方。通过将仁政与强权暴力对比，充分说明了人民力量的强大。《尚书·泰誓》还说：天降下民，作之君，作之师。孟子之所以将保民视为政治问题的核心，就事实方面来说是出于历史的警示，就理论层面来说是出于中国传统的天人观。

按照孟子的说法，荐人于天实际上就是暴之于民，天受之实际上就是民受之。因此，孟子提出在七十者衣帛食肉，黎民不饥不寒的基础上谨庠序之教，申之以孝悌之义。

民乃是天所降生，而君师只是上天用来辅助自己爱护人民的媒介。《尚书》曰：非我小国敢弋殷命。

孟子清楚地意识到，政治不是君主的个人独裁，而是多元主体之间的互动。在他看来，将政治的核心理解为权力问题，在政治实操的层面上将国家视为权力共同体，这样的观点是片面的。

他认为：若民，则无恒产，因无恒心。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是孟子外王学的核心，也是中国传统政治理念的核心原则之一。如前文所说，圣人本身便来自于民人，故而教化本质上是人民内部的自我觉知。但若能行仁义之政道，爱民保民，则能以无可抵御之势一四海王天下。

概言之，虽然孟子在以人民为本的同时，也承认社会历史的差异性结构，承认有劳心者劳力者的分化。在与齐宣王的对话中，他再一次强调了施行仁义的意义。

他解释到，尧舜禹的禅让是荐人于天，而能否得天下则要看天受不受。这三个面向构成了孟子民本思想的立体结构。

惟天不畀允罔固乱，弼我天降威，我民用大乱丧德，亦罔非酒惟行。儒家教化采取的是以政载道、以政行教的方式，概言之就是富庶教。

冉有曰：‘既庶矣，又何加焉？曰：‘富之。孟子说：天之生此民也，使先知觉后知，使先觉觉后觉也。在孟子看来，桀、纣之失天下也，失其民也。单纯地以天来确立民本的终极性，属于哲学理论建构或价值导向。

商王朝不敬天德，导致民用大乱丧德，这才使得天降下惩罚，丧失了天下。曰：‘既富矣，又何加焉？曰：‘教之。

他说：如有不嗜杀人者，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。（作者单位：苏州大学文学院。

这种天—民—君的政治结构，不允许君主直接获得权威性，他必须通过保民而王将自身的意志与人民的意志统一起来，权威才能确立。这种互动形成的稳定政治生态，制度化地表达为礼，对君、臣、民作了政治和道义上的双重规定，欲为君尽君道，欲为臣尽臣道，国家就能安定兴旺。